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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革命征途共携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抉择

发布时间 :2019-11-04 浏览:

祝 彦 

1923年似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波澜不惊的一年。但是走进历史,我们还是会发现这只是历史的表面,在深层的历史中,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波”和“澜”。这些波澜恰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历史走势。例如,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还有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等,都是中共历史的重要构成元素。当然,1923年最重大的事件还是国共合作。

(一)

正应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好兆头。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标志着改组国民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也宣告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孙中山指出:“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独夫取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对于“民众之利益”“民众之情感”的关注,是孙中山革命方向的根本转变,这是国共合作的基础。而达到这种认识,既有孙中山之前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所得,也是在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人士接触之后,受其影响的结果。

为了促成国共合作,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共中央都十分热心积极。1月7日,苏俄代表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探究探讨了改组国民党、两党合作、建立军队以及反帝等问题。最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其中声明:“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此前,1月12日,共产国际正式作出了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于国民党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决议对于合作的形式,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即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决议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和目的,指出:“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决议关于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指出:“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应该承认,决议本身的内容是十分明确而且正确的,就是必须保持中共的独立性。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即“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反之,共产党就可以不支持国民党。

(二)

如果说,因为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必须团结其他力量,从而接受了国共合作的主张。那么,也可以说,因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严重挫折,使弱小的中共认识到必须团结其他革命或赞同革命的力量,从而接受了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这是因为,现实最有说服力。

党的二大之后,中共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派人出席大会。2月1日上午,军阀吴佩孚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到了4日这一天,京汉铁路全路约2万名工人如期罢工,京汉铁路1200公里长的路线立马陷入了瘫痪。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要道,也是吴佩孚的主要经济线,铁路的瘫痪引起了吴佩孚及其背后帝国主义的恐慌。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了2万余名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对罢工进行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1923年2月8日,《申报》4版刊登《京汉路工潮益烈》专电:东方通讯社六日汉口电云,京汉铁路之同盟罢工工人组织决死队,因破坏刘家庙附近之轨道数十条,遂与武装之军起冲突。

这次大罢工运动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英勇献身的精神。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杀害。林祥谦于1892年10月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进马尾造船厂当学徒。1912年通过技工考试,林祥谦来到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当钳工。1922年夏天,林祥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4日上午9点,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关于罢工的指示后,下达了罢工令。2月6日下午,驻汉口美、英两国总领事召集中外买办资本家进行密谋策划,向北洋军阀政府施压。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决定对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进行残酷镇压。林祥谦意识到残酷的斗争即将到来,2月7日中午,他把分工会的图章藏在家里的炭火盆里,然后匆匆赶回工会。下午5时20分,两个营的反动军警包围了江岸分工会会所,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疯狂射击。30多名工人牺牲,200多人受伤。林祥谦与十几名工会领导和工人代表被捕。当夜,天降大雪,敌人把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反动军阀以死威胁逼迫林祥谦下令复工,遭到林祥谦断然拒绝。敌人恶狠狠地命令刽子手举刀砍向林祥谦左肩:“上不上工?”林祥谦斩钉截铁地说:“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屠刀砍向林祥谦右肩,他血流如注,昏死过去。醒过来,敌人再次恶狠狠地问他:“现在怎么样了?”林祥谦拼尽最后的力气怒斥敌人:“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班军阀手里了!”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林祥谦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在这次大罢工中,52名工人牺牲,300余人受伤。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京汉铁路的铁轨。

(三)

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北京迁回到了上海。由于考虑到要召开党的三大以及共产国际早在1922年就提出过让中共中央将驻地迁往广州的建议,加之考虑到广州更加方便开展工作,因此在5月,中共中央又迁到了广州。从历史来看,中共中央迁往广州,显然有方便贯彻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考虑,而党的三大就是为具体落实国共合作的方针而举行的。广州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大本营,就具体接洽工作而言,肯定对国共双方更加方便。

在与共产国际接触的同时,广州的战事也一直紧锣密鼓进行中,许多将领纷纷恳请孙中山回广州主持政局。2月21日,孙中山经由香港回到了广州,并在东郊农业试验场设立了大元帅府,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复职。直至6月中旬,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陈炯明部以及其他叛军才被打退,广州局势趋于稳定。

(四)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最后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并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是中央局,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5人组成,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党的三大前就有先例。1922年8月,孙中山由于陈炯明的叛变被迫来到上海,正处于“落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马上展开了统战工作,委派李大钊与孙中山进行接洽。当李大钊与孙中山见面后,二人谈了许多救国救民,以及“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感到很振奋,一连谈了几个小时都没觉得累。其间,孙中山希望李大钊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明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之后,孙中山开明地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党的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李大钊“由此成为最早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对于国共合作,不仅共产党内存在阻力和疑问,在国民党内同样如此。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不仅是一个资格老的党,也是一个大党,已经有数十万党员,还拥有广州作为大本营,而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成立仅一年多、人数200人左右的小团体,因此,从表面上看无论从哪方面,共产党都难以与国民党平起平坐。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回答道:“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就是可以救活中国国民党的“新血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但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眼光,还要有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就这一点而言,孙中山先生当之无愧!

党的三大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8月20日—25日在南京召开。大会议题中同样包括国共合作问题,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1月24日—25日,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党的三大的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12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24号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改组符合全国革命者的要求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希望。因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参加国民党的具体步骤,以促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正是出于对国民党帮助的诚心诚意,1923年12月,双重政治身份的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联合发出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在这前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如何赋予三民主义更多的革命内容,如何确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恳切地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

(五)

1923年对于中共来说,是大事之年;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讲,还是喜事之年。一般读者可能认为毛泽东是在遵义会议上才进入党中央核心层。其实早在1923年毛泽东就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成员。

1923年4月,毛泽东安排好中共湘区的工作,在长沙街头到处张贴着军阀赵恒惕悬赏缉拿毛泽东的布告的恐怖局面下,告别杨开慧和刚满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离开清水塘,先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党的三大的召开进行筹备工作。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等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30岁,正好是而立之年。毛泽东之所以脱颖而出,主要是他领导湖南党的工作成绩出色。至党的三大时,仅当时安源党员就达200余人,团员433人,党员人数占全国党员人数的1/3。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开展得很成功,得到党中央和陈独秀的高度肯定,陈独秀在党的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根据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可以说,毛泽东这个秘书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党的三大结束后,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署名共同签发了一系列文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回到湖南,亲自指导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